二十世纪80年代的香港见证了亚洲经济的调整发展的奇迹阶段，文化上却在后来很长一阵子被大陆同胞讥为“文化沙漠”。――这并不妨碍少男少女们日益嚣张地大看港剧听港歌爱港星。香港这地方确也不少闪闪发光的人物，可是“闪光的未必是金子”，许多内地的文化人以至老百姓就是这么认为的。

 
    此时崛起于此间的Beyond乐队大约也作如是观。其灵魂人物黄家驹一语中的：香港只有乐手，没有乐坛。他直观地指出了香港音乐文化中存在的问题，没有真正的音乐。他要的音乐，是能够直面港人生际遭遇的强劲音符，而非当时单一流行的粤语小调、中文情曲。一开始，这支地地道道的四人组合就立志超出同侪，希望以英式摇滚的直白坦荡说话甚或呐喊，将草根一族的哀痛之情悉形之于声，不平则鸣，一鸣惊人。

    Beyond这个英文字音就近于“不一样的”。他们与众不同，但却并不是说一声吉他的电音就给纤弱委靡的香港音乐带来了革命的曙光。事实上，在他们之前的七十年代，许冠杰就已经成功地将视角切入到港人的日常生活场景，以温文多变的曲风发布其本土情怀。1974年的《鬼马双星》就是这样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Beyond承继了许氏的开拓之功，给原生态的粤语流行歌带来了一副摇滚面容，那么它的意义就更多的是在音乐的形式上，而非精神。从现实情况来说，Beyond自然并未能给香港乐坛注入一针强心剂，未能改变香港音乐的基本面貌。它成了一个成功的名牌商标，却也只是众多乐手中的一个单位，只是一个alternative。有人说这个词为“另类”，可另类的意思不过是众多可选择之物中的一个而已。尽管Beyond是优秀的，连风光无限好的尼古拉斯谢霆锋也心悦诚服地说它是香港几代音乐人的骄傲，是他惟一愿意给予尊重的乐队。

    胸怀理想的Beyond可不想如此而已。他们的首张大碟就名为《再见理想》：再见理想者，令理想再现也，而非say goodbye。他们不要做一支仅仅被目为另类的可选择的支项。黄家驹直言：“我们是一支地地道道的香港乐团，但我们并不仅仅想做一支香港乐团”。因此之故，他们想要的就并非“六十年代乐队的复兴”，而是一次“革命”。他们不愿接受在一个商业经济足以笑傲地球的城市中甘为被人随意选择的文化代码之一的命运；他们要的是改变。而革命历来不是易事，不流泪不流血的“光荣革命”可从来就不是家常便饭。于是我们也就从他们的乐声中听到了日渐铿锵的吉他，家驹的粤语吟咏也遍布了孤苦与悲号。